《城盐州》：诗与史
杨森翔
白居易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其《城盐州》被学界誉为“既为独创之题，又是五十篇中深具卓识远虑之什”。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对其笺证颇精审，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基础。现在，我就依据陈先生的证稿，结合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诗”与“史”两个方面，谈谈几个有关唐代“盐州”的历史文化问题。
一，关于“新乐府”与《城盐州》。
《城盐州》是一首“新乐府”诗——这在全唐诗和白居易诗集中标得明明白白。
所谓“新乐府”，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始创于，为元结、等继承，又得到、大力提倡。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元稹、白居易)”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这时，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城盐州》既然是“新乐府”，就不能不遵守“新题乐府”的三个特点。首先，《城盐州》是新题，而非汉乐府之旧题；其次，“城盐州”(即修筑盐州城)一事关乎国家安危，是当时的重大时政，而不是无关痛痒之举；第三，这首诗的主旨是“美圣谟而诮边将也”，也就是“崇美君主之英明独断”，而“讥诮边将之养寇自重”(陈寅恪语) ，这符合新乐府“美刺现实”的创作原则：有“美”(美誉君王)、有“刺”(讥诮、讽刺拥兵自重的边将)。
为什么称“城盐州”(这里的“城”是动词，即修筑盐州城之意)而不称“置盐州”或“设盐州”呢？原来，盐州是先代早设的边塞重镇，后来因战争数次被毁。白居易所说的“城盐州”是“复筑盐州城”的意思。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武节度使盐州》条载：盐州，“《禹贡》雍州之域，春秋为戎狄所居地。《史记》‘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朐衍，谓此也。及始皇并天下，属梁州。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置五原郡，地有原五所，故号五原。至晋，地没赫连勃勃，后魏平之，改为西安州，以其北有盐池，又改为盐州。隋大业三年(607年)为盐川郡。贞观二年(628年)讨平梁师都，置盐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五原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盐州。”另，《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与此大致相同。唐盐州辖五原、白池县。辖境相当于今宁夏盐池县、陕西定边、靖边及内蒙鄂托克前旗等地。
二，“城盐州”的重要意义。
《城盐州》诗云：“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这是说“城盐州”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左衽毡裘”指吐蕃。衽，衣襟。我国古代包括吐蕃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不同于一带人民的。因为吐蕃是个游牧民族,习惯住毡房帐篷、穿皮毛所制的衣服，故称。唐德宗时，吐蕃曾一度占领了宁夏及周边大片地区，给唐朝廷很大压力。“昼牧牛羊夜捉生”是为为获取军事情报而采取的一种捕捉哨探的行为。“昼牧牛羊”是伪装，“夜捉生”是夜晚抓“舌头”。唐朝军队专门设有“捉生将”，是一种低级军官的名称，和现在的特种侦察兵类似，主要是从敌占区抓获活的敌人。最著名的捉生将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了。两人因偷盗牛羊被官府所抓，因其与其他小偷不一样，当时的范阳节度使便任命这两个人当捉生将，以捉奚族契丹族士兵开始爬升至三镇节度使。后阴谋叛乱故结束了中原王朝任命胡人为高级军事将领的传统。“长去新城百里外”，是说，因为盐州新城修筑以后，吐蕃人远遁，想抓吐蕃的“舌头”，也得到百里以外的地方。与下句“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意思相同。都是说“城盐州”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盐州城筑好后，其意义还显示在经济方面：由于“灵夏潜安”，“秦原暗通”，从鄜州到长安的驿路又变得安全、畅通无阻，以至于长安城药铺里“黄蓍”为代表的各种西北特产的价格也降了下来。这充分证明，“城盐州”之举确实关乎国家安危、民生凋荣。
“城盐州”之所以是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这与盐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新唐书.杜希全传》摘录德宗诏令曰：“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扞王畿。”地理形式非常重要。如果盐州失守，那么唐朝西北边防将“制备无据，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因此，“城盐州”之议，是当时重大的时政，是朝野十分关心的大事，也是白居易“新乐府”反映的重大主题。
三，关于盐州城的被毁、复筑时间及经过。
白居易《城盐州》诗前有小序，其下自注曰：“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
“贞元”，系唐德宗年号；“壬申岁”,即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特诏城之”，是说唐德宗亲自诏令复筑盐州城。但诗中并未点明盐州城何时被毁。
考《旧唐书》十三《德宗纪》下云：“贞元三年(787年)，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原来，盐州城是贞元三年(787年)被吐蕃攻占所毁，距德宗“特诏城之”的“贞元八年”己逾五年。这里附带说一句：吐蕃是个游牧民族，不居亦不善于利用城市。当时，他们在宁夏每攻下一城，除个别要塞据而战之外，大多都毁而弃之不用。如同时期还攻陷夏州、广德元年(763年)攻陷原州，也是毁城而去……。
白居易说“壬申岁特诏城之”，是不是说“壬申岁 (贞元八年)”，就是盐州城“复筑”的时间呢？不是。因为据《新唐书》之《杨朝晟传》及《吐蕃传》所载：“贞元九年(793年)城盐州”。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此，《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纪.德宗纪》贞元九年二月辛酉条对此进行了考证：“邠志，(贞元)八年诏张公(献甫)议筑盐夏二城云云。白居易乐府城盐州注亦云，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而实录在(贞元)九年二月，盖去岁诏使城之，今年而命杜彦光等而言之。” 所谓“邠志”，系唐人凌志所著的一部史学著作《邠志》；所谓“实录”，即《唐德宗实录》，是《旧唐书》最主要的写作依据。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贞元八年(壬申岁)”是“议筑”的时间，而“贞元九年”才是实筑。
《城盐州》诗云：“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这是说，盐州城的复筑与边将的谋略无关，是唐德宗“按图自定计”的结果。
查《旧唐书.德宗纪下》，有如下简略记载：“(贞元九年二月)辛酉，诏复筑盐州城。”这里只说德宗“诏复筑盐州城”，而未提将相的建议，说法含糊，似可理解为与《城盐州》“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的说法一致。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箋证稿》中所引《旧唐书.杜希全传》及相关篇章的记载与上述说法不同。兹摘录如下：
《旧唐书.杜希全传》：“(杜)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害，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州城陷虏，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通鄜坊，甚为边患。朝议是之。(贞元)九年，诏曰：‘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于此。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扞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惟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浮。既不能复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弘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绛、邠宁、庆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使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银夏节度使韩潭、鄜坊节度使王栖耀、振武节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简练将士，令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应板筑杂役，取六千人充。其盐州防秋将士率三年满更代，仍委杜彦先(光？)具名奏闻，悉与改转。朕情非己欲，志在靖人，咨尔将相之臣，忠良之士，输诚奉命，陈力忘忧，勉茂功勋，永安疆场，必集兵事，实惟众心，各相率励，以副朕志。’凡役六千人，二旬而毕。时将板筑，仍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牵制之。由是板筑之时，虏不及犯塞。城毕，中外称贺。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
《新唐书.杜希全传》的记载是：杜希全在任灵盐丰夏节度使兼夏绥银节度都统期间，曾建言：“盐州据要会，为塞保障，自平凉背盟，城陷于虏，於是灵武势悬，鄜坊单逼，为边深患，请复城盐州”。于是德宗“乃诏希全及朔方、邠宁、银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营诸节度合选士三万五千屯盐州，又敕泾原、剑南、山南军深入吐蕃，牵挠其力，使不得犯塞。扏筑凡六千人，阅二旬毕。由是虏惮，不轻入。”
另据《旧唐书》卷一二二《张献诚传》附《献甫传》的记载：张献甫也曾“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等镇，各置兵防以备蕃寇，朝廷从之。”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盐州城于贞元三年(787年)被吐蕃攻陷所毁。过了五年，到贞元八年(792年)，先有杜希全、张献甫等人“建言”复筑盐州城，后有唐德宗下诏复筑之。复筑的时间是贞元九年(793年)二月。“扏筑”的兵士只有六千，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二旬)就完工了。其余三万多将士都担任外围防护和作战。但据《杨朝晟传》“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 之语，可知，“城盐州”时，虽只有六千兵士“执筑”，但担任外围防护和作战的士兵则达六万多。这其中的原因，正如杨朝晟所言：“盐州之役，诸军蕃戎尽知之……蕃戎来寇，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在“城盐州”的当时，杨朝晟就是“征兵以护外境”者，他当时分统士马镇守的是“木波”。(《旧唐书》卷一二二《杨朝晟传》)
这样看来，“城盐州”之事，既有边将(杜希全、张献甫)“请复城盐州”在先，又有唐德宗“诏复”在后，是“有关将略与庙谋”的。
所以，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元白诗箋证稿》中说：“乐天此语(指‘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意谓城盐州之举，全出德宗主旨，非关将相谋略，不知有何根据。考上引旧唐书杜希全传之纪载，则城盐州之议，本由希全发之，而贞元八九年间，陆宣公正为宰相，甚得君心，事关军国大计，德宗似无不与商议之理，故此句所咏，疑与当时情势有所未合也。”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此一观点。末末在他的《<城盐州>补箋》一文中说：
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贞元二年（丙寅，公元七八六年）条载：“十一月，……辛丑，吐蕃寇盐州，谓刺史杜彦光曰：‘我欲得城，听尔率人去。’彦光悉众奔鄜州，吐蕃入据之。”知吐蕃于贞元二年攻克盐州。
同卷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贞元三年（丁卯，公元七八七年）条载：“韩游瑰奏请发兵攻盐州，吐蕃救之，则使河东袭其背。丙寅，诏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将步骑万二千人会邠宁军，趣盐州，又使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燧至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又载：“初，吐蕃尚结赞得盐、夏州，各留千馀人戍之，退屯鸣沙。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瑊等各举兵临之，大惧，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此则唐于贞元三年大举反攻盐州，而吐蕃已有弃去之意。
又载：“夏，四月，……乙巳，尚结赞遣其属论泣赞来言：‘清水非吉地，请盟于原州之土梨树，既盟而归盐、夏二州。’皆许之。神策将马有麟奏：‘土梨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时论泣赞已还，丁未，遣使追告之。”其后，吐蕃果然变诈“劫盟”，唐中其计，盐、夏二州仍属吐蕃。
“六月……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由此知至贞元三年六月盐州失地方始收复，而其时州城已毁，不复为防。新旧《唐书》所记与《通鉴》略同。
考《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却未记其易手毁建之事，可知其采撷不及、遗珠之处甚多。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修订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主编1978年版）“盐州”条载，其地在唐建中后为吐蕃占取，不知何据,若是依据《通鉴》，则所系年号未免太过粗略。
又，《旧唐书》一三《德宗纪》下云：“贞元三年，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同书卷一一四《杜希全传》载：“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塞，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州城陷虏，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通鄜坊，甚为边患。”
按，上引史文，《新唐书》所记略同。其中“西蕃”、“犬戎”，皆唐时所以称吐蕃者。如《资治通鉴》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广德元年（癸卯，公元七六三年）条载吐蕃入长安之事后曰：“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为：‘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又如《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建中元年（庚申，公元七八零年）条载：“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则唐世称吐蕃，常用“西蕃”、“犬戎”、“戎狄”等蔑语，可知也。
由以上引文可以考见三事：其一，盐州在唐对吐蕃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居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又按《元和郡县图志》盐州“八到”所记，亦可知此说不谬，宜乎乐天吟咏其事；其二，贞元三年，吐蕃既毁盐州城防，又常假其道骚扰唐境，甚是明显；其三，唐虽深受盐州不城之害，然延迟至贞元九年才复筑盐州防事，扼其险要，抑制吐蕃之侵扰，如此延误，恐与边将不无干系，故知乐天此篇除陈先生所论之外，尚有鉴往事而诫今时之意在。
如此说来，白居易以为“城盐州”之举，是“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之论是有根据的。
我也补充史实，可以证明白居易“美圣谟而诮边将”之旨：《旧唐书.吐蕃传下》载：“(贞元二年)十一月，吐蕃陷盐州。初，贼之来也，刺史杜彦光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谓曰：‘我欲州城居之，听尔率其人而苹。’彦光乃悉众奔鄜州。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拓披乾晖率众而去，复据其城。又冦银州，素无城壁，人皆奔散。”原来，盐州城的失陷是州刺史(唐边将)杜彦光拱手相让的结果！夏州、银州也是如此！
同书又载：贞元三年(793)春，唐朝廷“命检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澣为入吐蕃使，……四月，崔濣至鸣沙。初，(崔)濣至鸣沙，与(吐蕃)尙结赞相见，询问其违约陷盐、夏州之故，对曰：‘……及盐、夏二州之师，二州惧我之众，请以城与我，求全而归，非我所攻陷也。’”这也证明，盐州、夏州之陷，是唐边将拱手相让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再加上盐州城毁后5年才有人奏议复筑，难怪白居易要说“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相与庙谋”，——“美圣谟而诮边将”，对边将极尽讥诮之能事了。
四，关于“城盐州”的地址、方位。
白居易《城盐州》诗云：“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
《旧唐书.杜希全传》引唐德宗的诏书也云：“修五原之垒”。可见，盐州城的位置应在“五原”。所谓“原上头”，应指五原偏北(古人视“北”为“上”)的部位。
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谓“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干原，青领原，可岚贞原，横曹原也。”这“五原”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由于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加之千余年来的政区频繁变更，已不易确考。但从文献记载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判定其大致的方位。据《旧唐书·吐蕃传下》：“（贞元）十七年（公元801）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 横曹烽，即横曹原上的烽火台。这里讲的很清楚：横曹烽在“盐州西九十里”；横曹烽西“复九十里至安乐州”。我们知道，安乐州即今韦州。运用倒推法，则知：今韦州东九十里即为横曹烽(原)，再东九十里(即东距韦州180里)则为盐州城。这样看来，横曹烽、横曹原约在今盐池境内的大水坑、红井子或青山一带，而盐州城的大概方位，或在盐池境，或在盐池、定边交界的某处无疑。那么，与横曹原相聚相连的另外四原——龙游原、乞地干原、青领原、可岚贞原，也一定在其附近，这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盐州城的具体位置，多年来，一直有不同说法。据宁夏大学何彤慧教授归纳，大约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唐代盐州即今盐池县。理由是：今盐池县前身是明代的花马池城；而花马池城即唐盐州故城。此一观点以《灵州志迹》、《花马池志》等书为代表。
第二，盐州故城在定边县西南部的沙场村遗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等记载：定边县城西南部的红柳河乡沙场村有一唐代古城遗址，其方位与文献记载非常契合。
第三，盐州故城在今定边县城。《嘉靖宁夏新志》、《续陕西通志稿》、《嘉庆定边县志》等书都如此认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及史念海的《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也将持此一观点。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又不断有大型遗址文化层显现。因此，不少人认为，今定边城就是在古盐州城基础上兴建的。
第四，盐州故城在今宁夏盐池县城南20余里的营盘台附近。依据之一是营盘台与灵州(今吴忠市)、夏州(今靖边县北)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均符合文献记载；二是地近盐池；三是处在“阻挡吐蕃东进南下的交通要道上”；四是认为较之盐池北和定边县城更符合“五原”之“塬”的地形特点。
第五，盐州故城在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镇一带。依据之一为《弘治宁夏新志》所载“盐池在三山儿者曰大盐池，在故盐州城之西北者曰小盐池”，恵安堡以东已消亡的盐池曰小盐池；之二是据考古调查，西破城在今惠安堡与老盐池之间，符合白居易《城盐州》诗中所述“塬”的地貌特征；三是其城址内出土了西夏及以前的文物。
何先生对上述诸说一一甄别考证，最后确定盐州城址应在今定边县城。(详见《宁夏文史》第二十六辑)
五，关于唐代盐州的物产。
《城盐州》诗云：“自筑盐州十馀载，……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
这里说的“好马”、“黄蓍”，虽然不尽是盐州的出产，但也必定包括了盐、夏、灵、原等州的出产。它们是通过盐州运往长安的。
事实上，古代盐州是出产“好马”的。
马在古代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者，兵之要也”；“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因此，“马政”也是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政务之一。马政到了唐代，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盐州又是重要的产马地。
早在周秦，盐州就是游牧民族胊衍戎活动的中心地带，养马是他们的基本生活内容。秦以后大规模养马都由国家官办，牧场的名字叫“监”或“苑”。《文献通考》记载：西汉有苑36，分布西北。监苑有官奴婢3万，养马30万匹。安定郡有“呼池苑”，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夏州则有“群牧使”，盐州则有“盐州牧”，置8监，统白马等坊。(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东汉时，安定、北地多羌族。汉与羌族经常发生战争，每战胜，汉必俘羌族牛马驴驼数以万计。当时安定、北地一带以畜牧为主。到了唐代，在包括盐州在内的“灵、夏南境”设置“六胡州”，安置归附的“昭武九姓”，盐州一带便成了著名的牧场。
关于唐代盐州产马一事，陕西师大教授艾冲对此论述颇详。他说：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六胡州曾遭受后突厥袭击。之后，李峤奉命监筑六胡州的各个州城。竣工之际李峤赋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篇，所谓“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折射出当时的“六胡州”地区草原广阔，绿树点缀于其间的自然风光。“六胡州”各有治城，表明存在定居的驻牧型畜牧业。翌年，6州就被合并为匡、长2州。……史籍中没有“六胡州”牲畜数量的确切统计数据，但若干间接的资料可作为分析的依据。长安三年（703），李峤在《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中吟咏：“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展示出一幅六胡州地区牛马蔽野、拥堵道路、牧业兴旺的繁盛景象。表明是时牲畜数量众多之现实。（同上）
开元二年（714）九月，唐廷缺少役用马，“太常少卿姜晦上疏，请以空名告身于六胡州市马，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据说当时使者所携空名告身（委任状）达三百道，可市马九千匹。可知六胡州牧马数量之大，不仅满足粟特牧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而且有相当数量马匹外销。(王溥：《唐会要》卷70、卷72，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33页、第1247页、第1302页)
早在唐高宗永隆二年（681）七月十六日，夏州群牧使、昭武九姓胡安元寿奏称：“从调露元年（679）九月已后、至（本年）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司马光（宋）：《资治通鉴》卷232“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卷202“高宗开耀元年（681）七月”，中华书局，1956 版，第7477页、第6402页。)夏州群牧使下辖八个牧监，是麟德中（664—665）自陇右迁来，分“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其中，朔方监位于宥州宁朔郡治城（故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东部阿杜滩）西南130里处，略当今宁夏盐池县西北部。(杜佑：《通典》卷173《州郡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十余年间，夏、盐地区官营畜牧业快速发展，吸收了一些粟特牧人为其服务。(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69页。)却在这3年之内因突厥反叛，袭夺牧监马牛达十九万六千五百匹头，“监牧吏卒为虏所杀者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232；《唐会要》卷70、卷72)此数当然不是牧监牧养马牛的全部。假设这次损失之数占总数的1/2，则牧监马牛总数应是39.3000万匹头。照此类推，六胡州民间驻牧型畜牧业所拥有马牛数量不会低于此数，至少与之相侔。若再计入牧羊的数量，“六胡州”地区马牛羊总数应不下于40万匹头只。延及武则天长安三年（AD703），六胡州的驻牧型畜牧业继续发展，尤以大牲畜增长迅速，呈现“马牛被路隅”的气象。至开元二年（714），六胡州牧业的兴旺，引致唐廷使者赴此地为“内厩”采购役用马近万匹。既便采用最保守的估算数据40万（开元九年实际牲畜数量应远大于此数），也足以显示六胡州畜牧业的发达。
然而上述数字并非“六胡州”地区牲畜数量的直接统计，只能作为参考。按照我国古代畜牧民族人均拥有的牲畜数据（马：2—4匹/人，牛：1.9头/人，羊：9.1只/人）折算，“六胡州”区域牧业人口10万余人，共拥有马30万匹、牛19万头、羊91万只。若再折算为统一的“羊单位”（比率：马1：6，牛1：4，羊1：1），30万匹马折算为180万羊单位、19万头牛折算为76万羊单位、羊折算为91万羊单位，合计347万羊单位。[32]“六胡州”有10万多人口，若以10万计，人均拥有牲畜数量：34.7羊单位/人。
盐州当然也出产黄蓍。黄蓍(astragali radix)是一种植物，属豆科。我国北方原野或山地都有生长，所以又名北蓍。陈寅恪在《元白诗箋证稿》中说：《本草纲目》壹壹引唐苏恭《本草》云：“黄蓍今出原州者最良。”原州，今固原市，古代与灵州、盐州交界。“出原州者最良”语，并不否认盐州也有此出产。
除此以外，盐州(含盐州近邻灵州、夏州、原州)还出产盐山、木瓜、狩牛、红蓝、甘草等数十种优质中草药材和其它物产等。
据新、旧《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时，灵州、盐州、原州及夏州给中央朝廷的“土贡”有：红蓝、甘草、苁蓉、代赭、白胶、青虫、雕、鹘、白羽、麝、野马、鹿草、野猪黄、吉莫靴、鞣、库利、赤柽、马策、印盐、黄牛臆(以上为灵州贡)、盐山、木瓜、狩牛(以上为盐州贡)、毡、覆鞍毡、龙须席(以上为原州贡)；氈、角弓、酥、拒霜荠(以上为夏州贡)。
灵州、夏州、盐州、原州山川相连，风月同天。虽“土贡”(给朝廷的贡品)各有不同，但上述出产并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各地都有，只是多少不同、品质有异罢了。比如，灵州土贡中的“野马”，盐州也不少。《北史》卷58《周宗室诸王传》载：“（宇文贵）从（宇文）宪猎于盐州，一围中手射野马一十有五。”由此可知北周时期在今天陕、甘、宁、蒙交界的定边、盐池、灵州一带有野马群活动，且数量十分可观。
盐州土贡中的“盐山”，所指不详。据武英殿本《元和郡县图志》，“盐”后无“山”字，也无“四十颗”之数。而其它版本或写为“盐山四十颗”，或写为“盐上四十颗”。因此，专家们认为“山”、“上”及“四十颗”之数可能有误。据此，我认为“盐山”可能即是盐根（盐精石），俗称“玻璃盐”、“水晶盐”，产于盐湖的深部，块大、结晶体、透明，是中医、蒙藏医入选的重要的药材。也可制成精美的工艺品。现代又是制造光学仪器的原料。盐根混在堆垛的盐粒中，晶莹剔透，冰清玉洁，是盐中的极品和精华。也有人认为，“盐根”即印盐（yìn yán），这是一种呈方形结晶的食盐。盐粒较大。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常满盐花盐》：“造花盐印盐法……久不接取，即成印盐，大如豆，正四方，千百相似。” 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金石五·食盐》﹝集解﹞引 苏恭 曰：“大盐即河东 印盐也，人之常食者，形粗于食盐。” 清 顾炎武 《自大同至西口》诗之四：“印盐和菜滑，挏乳入茶凝。”
盐州土贡中的木瓜，属植物木瓜，。木瓜从用途上也分为食用和药用两种。药用木瓜性平、微寒，味甘。助消化之余还能消暑解渴、润肺止咳。它特有的木瓜酵素能清心润肺还可以帮助消化、治胃病，它独有的木瓜碱具有抗功效，对淋巴性细胞具有强烈抗癌活性。木瓜花色美丽，也供观赏；它们还是传统文化、诗歌中所提到的木瓜，如《》中的名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盐州土贡中的狩牛，即猎获的野牛。狩，打猎，古代指冬天打猎。
上述土贡(土特出产)说明：1，唐代灵、盐、夏、原诸州的生态环境比今天要好得多；2，当地畜牧业发达，物产丰富；3，这里是多民族杂居区。
当然，盐州的主要物产首推食盐。《旧唐书.食货志》：“乌池在盐州，旧置榷税使……”“温池盐仍差灵州分巡院官勾当。”“胡落池在丰州界，……其白池属河东节度使……”“先天二年(713年)九月，强循除豳州刺史，充盐池史，此即盐州池也……”
六、关于“蕃东节度钵阐布”。
《城盐州》诗云：“蕃东节度钵阐布”。
蕃，即吐蕃， 7～9世纪时古代建立的政权，是一个位于青藏高原的古代王国，由松赞干布到延续两百多年，是西藏历史上创立的第一个政权。吐蕃一词,始见于汉文史籍。蕃，作“bod”，为古代藏族自称。根据较普遍的说法，蕃是由古代藏族信奉的原始宗教──“本”（bon）音转而来；也有人认为，蕃意为农业，与卓（bro，牧业）相对。吐，多数人认为是汉语“大”的音转，系就吐蕃向唐朝自称“大蕃”而音译；也有解释为藏语“lho”（意为山南，吐蕃王室的发祥地）或“stod”（意为上部，即西部）的音转。6世纪时，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 穷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政权。其领袖人物达布聂赛、父子，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流域。7世纪初，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人（今西藏北部及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诸部，将首邑迁至（今），正式建立吐蕃王朝。虽然按照藏族历史的传统，松赞干布是第33任吐蕃国王，但是因为在他即位之前尚未创制，所以很难肯定在他之前的吐蕃王的历史正确性。在《》等藏文历史书和在发掘的古藏文历史文献里记载着在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赞普的许多传说。
节度，即节度使。
钵阐布 ，执政高僧的译称，意为“吐蕃宰相沙门”，又称钵掣逋。唐贞元十四年（７９８）赤德松赞即位后，继续推崇佛教，规定对僧人不得征收赋税，吸收僧人执掌吐蕃政权，建立高僧掌政制度，设立钵阐布官职，任命佛教高僧勃阑伽•贝吉云丹及娘•定埃增为掌政大臣，其地位高于外戚及诸权贵。钵阐布对内主持君臣盟誓；对外致力于唐蕃友好。８１５年赤祖德赞即位赞普后，在钵阐布辅佐下，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请求和盟，对内继续推崇佛教。８２２年唐朝和盟专使入蕃，与钵阐布勃阑伽•贝吉云丹在东郊会盟，史称“”。在赤祖德赞的重用下，钵阐布权势显赫，引起贵族大臣的不满和愤怒，导致吐蕃内讧，钵阐布勃阑伽•贝吉云丹被反佛贵族谋杀，赤祖德赞亦被崇信苯教的臣下所弑。８３８年朗达玛继赞普位后，吐蕃王室禁佛，从此不再设钵阐布一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元和)五年(810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
综合解释，“蕃东节度钵阐布”的意思是：吐蕃宰相“钵阐布”，在“城盐州”时，他只是个蕃东节度使。
七、关于“金鸟飞传赞普闻”。
“金鸟”，指古代 吐蕃 等少数民族报急的使者。《新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鸟使。’”
“赞普”，吐蕃王号。赞，雄强之意，普，男子。松赞干布（617—650）松赞干布是第一代赞普。到“城盐州”时，已是第六代赞普了。第六代赞普名赤松德赞（742—798），据说是金城公主之子。唐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嗣位。他上任伊始，任用尚结悉、尚息东赞、尚赞磨、论悉诺（又称达扎路恭，汉籍作马重英）“三尚一论”辅佐朝政，剿灭反叛族臣及党羽，初步稳定吐蕃局势。７５５年乘中原内地发生“安史之乱”，屡犯唐境。７５７年唐蕃进行第四次和盟，为赤松德赞执政以来首次与唐和盟。广德元年（７６３）赤松德赞联合南诏、党项、吐谷浑、回讫等部族，由吐蕃将领达扎路恭率２０万联军攻入长安。赤松德赞时期，臻于全盛，不仅表现在武力强大，还表现在他对吐蕃王朝内政建设和不断引进、学习、吸收外族文化，振兴吐蕃佛教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赤松德赞厘定法律，严格等级制度，明确贵族与属民界限，强化吐蕃奴隶制，发展经济生产，仿照唐制，设置诸道节度使，大量屯军耕牧，促进农业、畜牧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大力发展吐蕃医学，名医、医著倍出。大历十四年（７７９）兴建吐蕃第一座寺院——，首次在吐蕃剃度僧人。扶持佛教，建寺译经，先后颁行两次兴佛诏书，诏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通过制订《佛教大法》和盟誓形式进一步维护地位。任命佛教僧人为僧相，开创僧人参政先例。为解决吐蕃宗教信仰和派系之争，宣布崇佛禁苯，亲自主持。在他执政期间，吐蕃王国富强繁荣，众生安居乐业。由于赤松德赞在吐蕃王朝文治武功方面的业绩和建树，以及他确立了佛教在社会的重要地位。晚年，他将王权交其子牟尼赞普，赴苏卡地方修行。在藏族历史上与、赤祖德赞并称吐蕃三大法王。
八、关于“建牙传箭集群臣”。
“建牙”，指少数民族建置王庭。唐 李德裕《赐回鹘可汗书》：“我国家统临万寓，列塞在 阴山 之南；先可汗总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馀年”。此“建牙”则指吐蕃王庭。
“传箭”，传递令箭。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起兵令众，以传箭为号。唐 杜甫 《投赠哥舒开府翰》诗：“ 青海 无传箭， 天山 早挂弓。” 仇兆鳌 注引 赵汸之 曰：“外寇起兵，则传箭为号。”《新五代史·霍彦威传》：“夷狄之法，起兵令众以传箭为号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
九、关于“君臣赪面有忧色”。
“赭面”，以赤色涂脸。亦指以赤色涂红的脸。《新唐书·吐蕃传上》：“﹝吐蕃)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 下令国中禁之。”此可证明“赭面”是古代西藏的面饰习俗。近年來在青海果裹木、热水兩地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木板彩畫，畫中再現了吐蕃時期流行的“赭面”是一種不分性別与等級身分的面部妝饰。這种“赭面”妝均是在額角、鼻、下巴、兩頰等面部凸出部位塗以紅彩，塗点在数量、部位上呈对称狀。兩处墓地的時代皆为八世紀，兩墓的墓主可能為吐蕃王朝时期其势力区的上层人物。文献中的吐蕃“赭面”，見於《旧唐书》中有关贞观十五年唐朝文成公主進藏時所見風俗的記載。作為高原文化的一個标志，“赭面”习俗是隨著吐蕃王朝势力向北方的扩张而出現在青海和其他地区，並一度对唐代的长安地区也有影响。《隋书》記載了早于吐蕃王朝時期的“女国”时期，西藏北部和西部的猎牧部落中有“以彩塗面”的習俗，可以說明吐蕃時期的“赭面”，可能是源於西藏更早的猎牧部落。吐蕃王朝灭亡之後，“赭面”习俗仍在藏西、北游牧部落中保持下來並延续至今，這一古老的面饰传统始終都是西藏高原文化的一個特色。
十、关于“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狂最难制。”
高宗，即唐高宗李治唐高宗（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唐代第三位，汉族。庙号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十三日出生，卒于弘道元年（683年），享年56岁。唐太宗第九子，母文德顺圣长孙氏。李治（628—683），字为善。中国著名、军事家和战略家、。第三位皇帝。高宗，初谥。史称唐高宗。是第一位创制且采用“”的皇帝。56岁。唐太宗第九子，母文德顺圣皇后氏。高宗在位期间，中国对第一次战争－－，以中国大获全胜告终，奠定了在亚洲中的支配地位，也使得日本九百年来不敢对中国发动战争。
高宗颁布的《》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代表了人类封建文明史最高成就，成为亚洲立法的典范与来源。
高宗在位前期立下赫赫武功。灭、将逐出、征灭，帮助统一。使版图扩张到最的程度，经济繁荣，国家太平。传统史家认为唐高宗碌碌无为。但事实上，唐太宗末年的已使“”的盛世局面岌岌可危。高宗未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二年九月下令所占田宅还给百姓。高宗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孔颖达、令狐德棻、许敬宗等人都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冷落。
唐高宗统治时期可谓璀璨，良将济济。除了李勣是唐太宗留给他的外，其他诸将皆为唐高宗自己一手提拔，比如薛仁贵、苏定方、、董宝亮、刘仁轨、刘仁愿、黑齿常之、、李涧、裴行俭、杨再思、王、王孝杰、王方翼、师、任雅相、高侃、薛呐、、李多祚等等。
中宗，即唐中宗（656年－710年），大和大圣大昭孝（初谥孝和皇帝），原名，李治第七子，第三子（684年1月23日—684年2月27日、705年—710年在位）。唐中宗前后两次当政，共在位七年，公元710年猝死，终年55岁，葬于定陵（今陕西省西北15里的）。 武后生四个儿子，长子，次子李贤，三子李哲，四子。初封周王，后改封英王。其两位兄长先后被武则天所废之后，李显被立为。
北虏，古代对北方 匈奴 等少数民族的蔑称。《后汉书·袁安传》：“ 宪 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 明 谢肇淛 《五杂俎·地部二》：“北方沙漠之外，不知还有海否？若果有之，则中国与北虏亦在海中矣。”《清史稿·阿哈出传》：“復勅戒 李满住 等毋为北虏诱。”
十一、关于“韩公创筑受降城”。
韩公，指唐大将张仁愿。张仁愿（？—714），本名仁亶，因与唐睿宗李旦名字音同，避讳改名仁愿。唐代下圭阝县（今临渭区）人。少有文武才干，通策论。一生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位皇帝，是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当时人称为文武全才的四个宰相（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张仁愿）之一。
受降城，唐筑。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中宗命于黄河以北筑中、东、西，首尾相应。
据考证，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狼山口南，城东西宽280米、南北长420米，城墙大部分坍塌，只留北墙东南角楼。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五原县，城墙平面呈方形，周长约1500米、残高1.5米。城址内叠压辽、元文化堆积层，表明该城一直在沿用。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中滩乡、大黑河东岸。三座受降城之间相距各约400里，各据交通要道，首尾互相照应，具有重要战略作用。三座受降城的建成，有效遏制了突厥的南侵，并拓地300余里，使朝廷减少驻兵三四万人，节省大量军费开支。张仁愿死后，人们在受降城立祠，深切怀念他的功绩。
当时，三座受降城隶属灵武军管辖。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来到灵武（灵州，今吴忠境内），主持召开北方少数民族团结大会——“会盟”(史称“受降”)，被各少数民族共尊为“天可汗”。所以人们有时也借受降城来代指灵武(灵州)。灵武军又称朔方军，系因朔方道而得名。
总之，《城盐州》这首诗，不仅纪录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反映了唐代盐州、灵州的地理、风俗及政治、军事风貌，与唐宋诗词中吟咏古盐州、古灵州的其它篇章一样，不仅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如果说，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史诗”的话，则白居易的《城盐州》可称为“诗史”——用韵文写成的历史。